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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業融資的70年沉浮


民營之于國家愈發重要,小微之于民營也愈發重要。


2018年9月4日下午,北京德勝門西大街70號,一場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會議正在進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副行長潘功勝、朱鶴新,四大行董事長,郵儲、交行、浦發、華夏、民生、中信等行行長悉數到場。

 

在并非年末總結、年初定調的時間里,這樣的高規格會議不多見。易綱在會上說:要激發金融機構的積極性,暢通政策傳導機制,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



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特別是對于四大行。

 

去年8月,建行一位副行長在2018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上公開喊話:監管部門對銀行小微客戶不良率要進一步加大容忍度,不要一出現壞賬好像就存在著內外勾結。

 

話說得很重。在極其講政治的四大行里,這樣的喊話也稀少,可見“船長們”身上扶持小微的壓力山大。

 

“必須高度重視中小微企業當前面臨的突出困難,采取精準有效措施大力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去年10月17日,在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主持的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更為強烈的信號。

 

11月9日,有著21萬戶小微企業的溫州發布官宣:建立中小微企業貸款差別化監管機制,對小微企業貸款的不良率容忍度提高2%。

 

很久沒有看到對于小微經濟這樣的表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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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后,小微經濟,又或者民營、私營經濟,命運起伏。其融資道路也歷經坎坷。

 

1949年后的三年,被稱做“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彼時的中國經濟“成分”復雜。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私營、個體被歸為了“好孩子”,畢竟核心矛盾還是資本主義。

 

1950年,《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發布,這份為農村土地改革而制定的文件,也是新中國首份“小商小販鑒定指南”。文件寫到,小商小販的標準是:

 

沒有或只有少量資本,向商人或小生產者購入商品,向消費者出賣,不雇請工人或店員,自己從事商品流通過程中的勞動以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人,稱為小商。經常流動行走的小商,稱為小販。


文件沒有對小商小販的生存空間形成明確的指定。回頭去看,這段時間形成了私營、個體經濟的第一個窗口期,膽子大的人開始蠢蠢欲動。

 

1952年的廣州中山五路昌興街,從上海南下的“街邊仔”陳興昌和妻子開了家制衣店。“街邊仔”不是個好詞,陳興昌若干年后說,當時鄰居看他不順眼,極少有朋友跟他接近。就連兒子成年后也難以找到對象,因為大家一聽說是“街邊仔”的兒子,避之不及。

 

十多年后,動蕩來了,陳興昌夫妻只能關了店。白天揣著心事到處閑逛,晚上10點多偷偷回家點著煤油燈車衣,次日交貨。這種方式給他們留下一大批老顧客。



1978年,盡管改革春風已來,但出于對時局的忐忑,很多人還在觀望。

 

1979年7月1日,陳興昌跑到工商局領了個體戶牌照,成為1978年后廣州市第一批有正式身份的個體戶。昌興時裝店重新開張。

 

1980年,又一項重大國策開始執行。一對城市夫婦被提倡只能生育一胎。兩年后,計劃生育入憲。家庭開支開始向家中唯一的孩子傾斜。

 

1984年陳興昌轉做童裝生意。之后長達10年的時間里,他和妻子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買來香港和國外的設計書學習,自己創新設計。到1985年,陳興昌已經名列廣州四大百萬富翁,當年被社會意識形態嫌棄的“街邊仔”兒子,變成了被羨慕的對象。

 

當然,回到1952年,很少有人能看到三十年后。況且,1953年開始,“公私合營”出現,到1957年,全部工業產值中屬于私營工業產值的部分,只剩0.1%。

 

對私營經濟的窗戶一關就是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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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十一屆三中全會都可以算是最重要的轉折點。對上一個10年的全面反思,帶來了思想解放,慢慢點燃個體經濟復蘇之火。

 

1980年9月30日,北京東城。

 

郭培基騎著自行車一進胡同,就發現自家門口被圍了個水泄不通。這天是他和妻子劉桂仙的飯館開業的日子。

 

這家位于北京市東城區翠花胡同的悅賓飯館,是1978年后中國第一家個體餐館。

 

郭培基那時在北京內燃機廠做炊事員,一個月幾十元錢工資;劉桂仙做飯更有兩下子,曾為某領導專職做飯。他們的兩個兒子是返城知青,一直找不到工作,下面還有三個小的,一家七口日子過得非常緊巴。

 

1980年初,國務院批轉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關于全國工商行政管理局長會議的報告中,提出恢復和發展個體經濟,并同意對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的個體勞動者發放營業執照。

 

劉桂仙聽到了,她想開個飯館,便跑到北京東城區工商局申請辦理營業執照。對于新生的非公有制經濟,尚沒有明確政策,工商局也不知道怎么辦。夫妻倆就天天去工商局磨,終于在一個多月后拿到編號001的個體餐飲工商執照。



劉桂仙不敢給飯館的菜單定價,后來工商局出面給了規定:魚香肉絲1.60元,炒土豆絲0.68元,砂鍋白菜豆腐0.19元。開張第一天,劉桂仙賺了20多塊錢,高興得不得了。

 

美國合眾社記者當時在報道里寫道:“在中國的心臟,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業正在狹窄的小胡同里恢復元氣。”

 

同一時間,溫州的工商干部陳壽鑄給市委市政府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兩個月時間里,陳和他的同事走訪了2588戶個體戶。從家庭收入狀況看,全家無業或收入甚微的貧困戶占八成以上。

 

“體會到了他們為了生活‘鋌而走險’的辛苦。”陳壽鑄說,我們就在報告里寫,要大膽突破過去的條條框框,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問題。報告還扛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面大旗。

 

這份擊中時局要害的報告立馬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工商局開始著手起草個體工商戶登記注冊的細則。市政府隨即轉批。

 

紅頭文件拿到了,可是《營業執照》全國并沒有統一的樣本。陳壽鑄自己畫了草圖,連夜拿到市新華印刷廠,“秘密”印制了2萬份《溫州市工商局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1980年底,第一張手工營業執照被發到了在溫州街頭賣紐扣的章華妹手里。證號為“10101號”,經營范圍為“小百貨”,開業日期標注為“197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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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號”在手,章華妹再也不用每天冒著小攤被端的風險,時刻警惕溫州“打辦”巡邏人員的突然襲擊了。但陳壽鑄卻被人舉報到國務院,理由是“搞資本主義”。

 

國務院派調查組來溫州調查情況。陳壽鑄向調查組解釋,個體戶營業執照讓流動群眾做生意合法化,群眾基礎穩定了下來,市場也蓬勃發展,從改革效果來看,溫州沒有做錯。

 

陳壽鑄最終安全“過關”,沒有受到任何處理。私營和個體經濟的窗戶就此全面打開。

 

1982年,個體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被寫入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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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春節,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姚依林到悅賓飯館拜年。陳慕華跑到后廚,拉開冰箱看了看,對劉桂仙說,“買賣要做好,衛生要搞好”。

 

這臺雪花牌冰箱,劉桂仙當時拿不出錢買。又是東城區工商局出面擔保,她才從北京燈市口一家銀行貸出500元,把冰箱買下。個體經濟的借貸,開始零星出現。

 

社科院2018年底發布的《中國個人融資四十年發展與創新報告(1978-2018)》中記載,1984年起,以《中國工商銀行城鎮個體經濟貸款辦法》的出臺為標志,面向各類符合條件的個體經營戶或專業戶提供抵押擔保貸款成為商業銀行開拓個人融資業務的創新型模式,得以廣泛推廣,使得1985~1986年我國個人融資規模連續兩年同比增速超過35%。

 

1984年,在新四軍財政部當過會計、后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陳立接到一紙任命,擔任新成立的中國工商銀行第一任行長。沒有辦公室,陳立拉著200多人在北京三里河找了一個服裝廠的閑置房,開始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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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國家給工行的任務是,面向四個領域:工業生產、商品流通、技術改造、居民儲蓄;以及服務四類群體:全民企業,集體企業,個體企業,居民。

 

一年后,1985年末,工行城鎮集體企業及個體工商業貸款余額就達到了246億元。當時,全國城鄉個體工商戶已發展到1171.4萬戶,是四年前的10倍。但即便如此,整個中國的個體信貸市場格局,還遠遠沒有打開,明星玩家們還在路上。

 

知名的招行前行長馬蔚華,彼時仍在安徽省委做秘書工作,還沒有進入銀行系統。

 

后來帶領工行變成“宇宙行”的姜建清,那時剛剛通過社招進入銀行,他的愿望是在銀行里做一名電工,但組織上很快發現,他不僅僅擅長做電工。

 

如今的證監會易主席,彼時也從浙江金融職業學院畢業不久,在工行杭州分行計劃處做了一名基層員工。

 

在這些金融界明星之前,先行者已經洞見到問題,也看到機會,并開始了行動。只不過,他們的探索,同樣是猶如撞開銅墻鐵壁般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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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溫州商品經濟愈發繁榮。易主席的老鄉、溫州蒼南縣人方培林,在當地創辦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方興錢莊,給當地企業提供金融服務。

 

即便改革開放5年有余,計劃經濟的思想意識仍非常濃厚,錢莊作為一個新鮮事物,引起當地以及全國的強烈反響。紛爭中,溫州地方政府站在了方培林這一邊。



1984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支行派出4人調查組,遵照溫州市政府傳真電報的指示,對方興錢莊的基本情況進行了專題調查,并向市政府提交了調查報告,主要結論是:

 

同意試辦。

 

報告認為,在商品經濟繁榮、資金需求量大、民間借貸頻繁、銀行和信用社難以滿足需求的情況下,批準試辦一個錢莊有利于理論探討和金融改革,在實際工作中也有助于探索新路。當然,接受人民銀行的監督管理仍十分必要。

 

在很多人看來,方培林為國內正規民間金融打開了一扇窗,并在相當程度上起到了推動金融體制變革的示范作用。

 

2005年底,小額貸款公司首次在山西、陜西、四川、貴州等中西部省區試點。2016年,第一張網絡小貸牌照發放。民間金融開始逐步納入到監管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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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末90年初,中國經濟并不平靜,民營企業開始感受到發展的掣肘。

 

原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撰文回憶90年代的金融改革:主要特征是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金融市場和組織結構的基本框架。首先就是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型。

 

傳統金融市場需要鯰魚。

 

1994年,當選工商聯副主席的新希望集團創始人劉永好,向中央反映,民營企業最大的問題是貸不了款,當時的國有銀行不給民營企業貸款。

 

一番博弈之后,由工商聯牽頭,民營企業出資,1996年1月12日,作為試驗田的中國民生銀行成立。除了劉永好,背后還站著盧志強、史玉柱這些民營經濟大佬。這在當時引發了強烈反響。



不過一家民營銀行能夠解決的問題是有限的,它需要帶動整個傳統金融行業的轉變。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來臨,中國金融系統的脆弱第一次暴露出來。一方面,一些銀行的不良率飆升到了40%;另一方面,資本金嚴重不足。

 

天風證券研究所的一項統計表明,1998~2002年間,我國貸款增速整體呈下行趨勢,顯著低于前期水平。媒體這樣描述當時的融資“風向”: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對金融風險的防范進一步增強,致使中小企業資金嚴重短缺。

 

這給當時已經走入正軌的私營、個體經濟沉重一擊。

 

據國家工商管理局統計,1999年全國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2006年6月底下降為2505.7萬戶。7年間,個體工商戶平均每年減少87萬戶。

 

問題引起了高層的注意。

 

1998年4月,時任工商銀行行長劉廷煥的一份調查報告得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批復。其中寫到,“各大銀行都要成立中小企業信貸部”,并“請工商銀行帶頭籌建”。

 

當年,工行從全年貸款增長計劃中撥出300億元,專項用于支持經濟效益好的各種性質所有制的中小企業。四大行紛紛成立中小企業信貸部。

 

兩年后,劉廷煥調任央行。姜建清接任行長,在其治下,工行的中小企業業務跑在了前面。

 

2001年初夏,姜建清把工行18個分行的行長叫到北京,讓18名行長挨個發言,說說行里是怎么支持中小企業的,遇到了什么困難。

 

寧波分行一位行長小心翼翼地說,基層對“中小企業是否是我們的基本客戶群,要不要對小企業搞零售業務心存疑慮”。

 

這樣的疑慮在姜上任后并不鮮見,不過,姜的主張很大程度上還是得到了中央的認可。當年末,工商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余額已達1.2萬億元,占其全部貸款余額的50%以上。

 

姜建清不只是把中小企業的貸款當成政治任務完成,而是從中看到了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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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看法的還有馬蔚華。

 

1999年,在和前任招行行長王世禎秘密約見互表誠意之后,50歲的馬蔚華坐上了從海南飛往深圳的航班,成為招行新行長。一場變革銀行業的計劃也隨他同步啟程。

 

“我到招行的時候,那時候銀行業是同質化的競爭,幾乎都是對大企業,做批發貸款,沒有零售。你要想擺脫同質化競爭,就要有創新。那時候我們的創新舉動,就是要搞零售業務。”馬蔚華后來說。

 

這里的零售,也包括銀行長期不怎么理睬的小微企業主。

 

“不做對公業務,今天沒飯吃,不做零售業務,明天沒飯吃。”馬蔚華的這句金句今天還流傳頗廣。

 

招行真正展露出“零售之王”的苗頭是在2004年。此后的2009年,招行再次進行重大戰略轉型,其零售業務的地基已經打牢,小微金融業務得到重點關注,并最終從公司銀行部劃至零售部。

 

客戶被風險分級,集中批貸,風險容忍度整體提高。這些做法在當時步子已經邁得比很多銀行大,但仍然有非常多的顧忌。為了嚴格控制風險,當時也只是接受房產抵押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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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招行江門分行的開業典禮上,馬蔚華若有所思地對記者說,小微企業是考驗銀行能否轉變觀念、成功轉型的一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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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國迎來次貸危機,為應對由此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國內信貸政策松動,但并沒有讓中小微企業的日子好過一些。銀行依舊是當時中小微企業常規貸款幾乎唯一的渠道。2008年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中,銀行貸款約占外源融資的94%。

 

2008年還發生了另外兩件看似與此不相關的事:中國發放了3G牌照,蘋果發布了第一款3G手機。

 

移動互聯網的春筍就此發了芽,雖然爆發要等到2013年的4G時代,但在這個時間節點,新一批玩家已經陸續到場。

 

2010年的一次頒獎禮上,馬蔚華遇到了馬云。馬蔚華問:“支付寶很火,馬云,你如何看待將來的市場劃分?如何看待我們兄弟之間的友情?”

 

馬云說:“銀行沒辦好的事我們替銀行辦好。”

 

2003年,淘寶成立。因為用戶間信任度低,創辦之初的淘寶網交易量始終上不來。淘寶網負責人孫彤宇想,既然用戶最關心的是錢,如果能在淘寶網推出一種基于擔保交易的支付工具,問題就解決了。

 

支付寶應運而生。依靠支付寶,淘寶解決了買賣雙方之間的信任問題。

 

2004年3月,阿里巴巴推出了“誠信通”指數,用以衡量會員信用狀況,2008年又與建行合作,推出賣家信貸服務,以淘寶賣家信用為基礎、支付寶交易為質押,淘寶賣家即可獲得最高十萬元的個人小額信貸。

 

2010年,馬云找到了他的浙江老鄉——復星集團郭廣昌、萬向集團魯冠球和銀泰集團沈國軍,聯合成立阿里小貸,面向市場推出無需抵押、無需擔保,額度在1000元至50萬元的小額貸款產品,服務于淘寶賣家們。只要賣家擁有“賣家已發貨”的訂單,就可以申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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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小額貸款公司的業務第一次進入到電商領域。互聯網金融開始起飛。

 

同年4月,在北京CBD萬達中心編號為2307A的辦公室,清華經管學院畢業的張適時,以及北大金融數學系畢業的李欣賀、楊一夫,創建了“人人貸”。

 

他們認為,小微企業通過傳統方式獲得貸款的成功率和效率都有待提升,互聯網因為能通過更標準化的信息快速判斷小商戶的個人信用,而使服務效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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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里不同的是,相對于聚集在淘寶上的電商,人人貸選擇了更廣泛的大眾小微企業主。

 

第一位客戶是一位山東的小生意人,在線申請一筆數萬元的生意周轉貸款。經過一下午緊張的討論后,三個創始人決定批核,人人貸第一筆基于互聯網的撮合交易就這樣完成了。

 

這種初期全部依靠人工審核的機制,在之后的數年中,比例越降越低。到今天,人人貸幾乎已經全部利用線上風險模型,通過數據決策對用戶進行評估與批核。

 

阿里和人人貸,代表了互聯網巨頭和金融科技創業者兩類新玩家,開始進入小微商戶的金融服務市場,成為銀行占主導地位之外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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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世界的變化是飛速的。

 

僅一年之后,2011年,騰訊廣州辦公室一間只能容納10個人的會議室里,張小龍團隊用了兩個月時間,就讓微信1.0版本問世。又過了三年,微信支付上線。接下來,它和支付寶一起迅速滲透進中國人的手機。

 

支付終究不是終點。2015年,圍繞支付工具,騰訊發起設立的微眾銀行推出了微粒貸,放在微信“九宮格”的顯眼位置。據微粒貸發布的數據,產品上線一年后,累計發放貸款就超過400億元,主動授信客戶超過3000萬人。微粒貸后來還推出了小微企業貸,目前總體授信近十萬家企業。而阿里這邊,螞蟻金服在同一年上線了借唄,以及發起成立了網商銀行。



中國的小微企業數量彼時已達數千萬,資金需求呈幾何增長。

 

而銀行業的惜貸風波卻卷土重來。2015年前后的新聞報道顯示,金融行業不良資產的暴露范圍從長三角擴大至全國,銀行重新捂緊了口袋;到2016年,甚至出現了全月新增信貸幾乎全是個人按揭貸款的極端局面。

 

但金融創新的步伐已經不可阻擋。

 

互聯網玩家的崛起,讓敏銳的傳統銀行家們意識到轉型勢在必行。

 

2011年,在很多銀行還在各處擺攤辦信用卡時,馬蔚華開始喊“消滅信用卡”。

 

他在公開場合描述互聯網大潮中移動支付、近場支付等互聯網金融服務的機會以及對傳統銀行業的沖擊,臺下坐著的銀行行長們聽得惴惴不安。此時的招行已經開始大舉向互聯網轉型,服務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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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攜互聯網金融紛至沓來,還有一“馬”不能忽視。

 

2000年,騰訊和阿里剛起步,平安集團的馬明哲就花了2億元打造網站PA18.com,想做成國內第一個網上金融超市。

 

可惜天時未至,2億交了學費。

 

那時的平安還只能做信保業務,和銀行合作,銀行向客戶貸款,平安保險發一張保單提供保證。但馬明哲并不甘心止步于此,2007年,他把韓國花旗小貸團隊整個挖了過來。

 

這里面的關鍵先生是趙容奭。2015年前后,在馬明哲的支持下,趙容奭將平安旗下除了銀行以外所有的貸款業務整合為一體。新生的平安普惠通過線上線下不同渠道,開始大范圍觸達小額借貸需求的客戶。

 

“在韓國,三星的高管收入都很高,但還是會跟消費金融公司借錢,因為非常方便,非常快,銀行非常煩瑣、麻煩。比如說我需要5萬塊錢,只要3個月,定價高點無所謂,因為只是短期融資需求。”趙容奭說。

 

網貸方面,2012年,陸金所也在馬明哲的支持下上線運營,成為國內最大的P2P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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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計葵生作為陸金所時任董事長,為其帶來了全新的風控團隊,包括請來了在美國FICO信用分工作過的姚志平,重點放在研究針對互聯網的個人授信上。

小微企業融資插上政策的翅膀快速增長,服務的授信額度按照央行的口徑,是500萬元以內的量級。這一考核標準在今年,調整成了1000萬元。顯然,對于小微企業的定義更加寬松了,這是為了給金融機構更大的服務空間。1000萬的區間太廣,平安普惠和陸金所瞄準了其中20萬元以下的小小微市場。

 

這個區間除了平安,還有來自非銀行的參與者。

 

2018年3月,武漢萬達廣場“姥姥秘制菜”剛開業不久,年輕老板胡斌就面臨著一次資金周轉的考驗,算下來,還有10萬多元的缺口。

 

對于大部分銀行來說,胡斌并不是很值得去直接經營的一類客戶,融資金額太小,服務起來成本高、效率低。胡斌遲遲沒有得到回應。

 

胡斌最終通過人人貸提交了借款申請,10萬元很快得到了批核。此時的人人貸,累計已經有超過1300萬注冊用戶。其中80%的借款人把錢用在了自己的小生意上。

 

數以千萬計的小小微商戶,十萬塊錢就能決定它的生死。但大機構沒有精力觸達他們。

 

這正是新興互聯網機構的優勢。

 

“小微企業可能會倒閉,但小微企業主是不會‘倒閉’的。金融科技能夠在20萬元以內的融資區間發揮特殊作用,主要是因為這一區間還在小微企業主憑借個人勞動力可負擔的范圍,商業可持續。這樣個人信用數據就能發揮更大的價值。”張適時這樣解釋人人貸的業務邏輯。

 

目前他們正通過這種方式成為傳統金融機構的合作伙伴,幫助銀行觸達到更廣泛的個體商戶,利用數據技術,在降低金融機構風險的同時,給客戶提供更優的借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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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互聯網金融如火如荼,也沒有改變銀行的主力軍地位。中信建投2018年研報顯示,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末,26家上市銀行零售貸款合計規模31萬億元,同比增長17.6%,而中國有45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全國網貸的總盤子也僅有幾萬億。

 

“我國實體經濟困難較多,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有效緩解。”2019年3月5日,李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到。

 

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在小微企業貸款上的KPI是“增長30%以上”。

 

“我相信我們能夠做到。”

 

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態,但他也在“部長通道“上說,解決小微企業,包括中型企業、民營企業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確實是一個系統工程。

 

難能可貴的是,中國的小微企業融資市場相比70年前,已經形成多元化、多層次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國有銀行、民營銀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互聯網巨頭,金融科技企業,不但已經逐漸形成差異化的信貸覆蓋,而且還可以組合起來互有合作,讓這個體系更加通暢。

 

金融是產業發展的血液,也同樣是創新創業的血液,只有更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才能讓“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血脈通暢。創新創業的血脈通暢了,經濟轉型升級的活力與生命力也就可以更加蓬勃、綻放,中國經濟的這片大海,也就更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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